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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旗下1843杂志，节选了一名乌克兰普通男性在战争开始后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战士的日记。其中有对战争的思考，对乌克兰教官、军队和训练的描述和反思，也有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
当俄罗斯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时，普京彻底改变了每一个乌克兰人的生活。但没有人比军人本身更受影响，包括成千上万已经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士兵。第一次参军的士兵，来自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这是其中一名士兵在训练营里一个月的日记。作为一个35岁左右的男人，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战士。战前，他从事艺术工作，喜欢异国风味的菜肴和时髦的服装，通常是在造型师的帮助下挑选的。他不喜欢“听命于人或表现出愚蠢的男子气概”，但他觉得有必要参军，“阻止这个该死的恶魔自己来到我们的家里”。妈妈止不住地哭。任何情感或温柔的表现，都会让她眼泪掉下来。当我拥抱我们的狗狗菲奥娜时，她哭了。爸爸抱我的时候她就哭了。我告诉自己，等战争结束后，我会经常去看望他们。要在心里记下来：带爸爸去葡萄牙旅行。我担心告别会太像永别，太快，太过残酷。我告诉他们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要学习。我试图找到一种不那么痛苦的方法。我在军队登记办公室外的停车场拥抱了他们，然后独自前行。军官们告诉我计划有变。我不再去炮兵学校了，要去山里的另一所军事学院。他们以后会告诉我细节的。与此同时，我应该多备些湿巾来清理“下面”。我要去的地方不会总有淋浴。我们登上一辆黄色公共汽车，准备连夜前往新基地。一位高级中尉向我们透露了这个消息：“小伙子们，你们将加入空中突击部队。”他开了个关于栗色贝雷帽的玩笑。我只记下了几句话，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笑点。这是四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我参军前，所有和我谈过话的人都告诉我，我得避开突击部队。早上一开始，是一堆米粥、塑料包装的奶酪、胡萝卜、香肠，和一个看上去已经放了几十年的苹果。好食物是战争结束后才吃的。与此同时，我还有别的事要考虑。首先，我必须选择一个专业领域：是前方侦察部队还是突击部队——都不是太好的选择。侦察听起来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和其他人一样选择了突击部队。我接受了闪电式体检。“你还好吗，健康吗？”他们问。在接下来的45天里，我将和另外24个人共用地下掩体。想象一下，在地下挖个洞，有高高的房顶和用木板封住的墙。几乎整个空间都被双层床占据了。我旁边的那个人当然打鼾了。实在受不了，所以我出去了。撞到了另一个来自附近地下掩体的士兵。他几天后就要被送去部队了，而且他一直在喝酒。
基地提供的吸烟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托架藏在树叶里，只有一个浅洞保护你免受弹片的伤害。我们决定做得更好。当我们完工的时候，吸烟室是原来的两倍深，有一个整洁的楼梯，上面覆盖着砍下的树枝。我们挤在一起，看有多少人能进去。从靶场回来的士兵们对新地方赞不绝口。课程主任会介绍我们接下来几周要学习的内容。他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我们将使用北约提供的武器，我们将被坦克“碾压”(希望履带能从我们身体两边经过)，我们将使用激光进行训练。爸爸回到奶奶的村子，重走我们以前一起散步的路线。他给我发了峡谷和麦田的照片。我知道他有多难过，但他尽量不表现出自己的情绪，不让我和妈妈难过。我在WhatsApp上给他看了我们的地下掩体。我告诉他其他人的事，试图让他放心。我说食物很好，我睡得也很好。有个关于我表弟的好消息，他被派到顿巴斯后第一次与我们取得了联系。爸爸用短信告诉我：“利奥沙打电话说他还活着，很健康，但外面的情况很艰难。”晚餐是炖肉和土豆、面包和黄油、普通饼干和加了大量糖的茶。我从没想过一顿相当美味的热饭能让我这么开心。今天出人意料的消息是，我们的训练从六周缩短到四周。他们在早上排队的时候宣布这个变化。我不会告诉我父母的。训练一开始并不顺利。我已经足够大了，知道动力来自于内心，但第一个教官没浪费任何时间，就让自己变得很糟糕。他甚至懒得告诉我们他教的是什么（我们最终弄明白了，他教的是军事战术）。我们查看时间表，看看他是否在这周剩下的时间里还会出现。下一个人在计划之外。他应该是来谈道德和领导力的，但他就像个过度活跃的牧师。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泽连斯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的美德和缺点的说教，关于基于规则的法律体系，以及俄乌战争的真正原因。佩珀上校负责枪械训练，他是个矮个子，红脸，永远带着微笑。他以雷鸣般的嗓声证明他的到来，他的话像子弹一样射向天空。他解释说，多年的军事服务使他有点耳聋。他从皮套里掏出一把马卡洛夫手枪，把子弹卸下来。他说：“这支手枪内置了三个安全等级。第一，安全方位；第二，手指不要放在枪栓上；第三，准备开火。”他在重新装弹时受伤了，血开始顺着手指流。他没有注意到。到了晚上，靴子就会被拿进去，整个空降排的脚臭味就会在休息区里飘来飘去。上校很想让我们知道，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他把一个两米高的练习生罗曼叫到队伍的前面。他演示了反抗压点控制（指以特定方式操作时，可能会产生明显疼痛或其他影响的人体部位）。从罗曼的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压点都令人痛苦。佩珀试图通过对其他几个学员大喊大叫来让他们崩溃。我是他最后的受害者。他把血淋淋的手压在我的鼻子上。我说：“我没消毒！”热死了！我们很幸运，刚开始的几天是阴天，但现在我们要烤焦了。训练的第二天比第一天强。这个地形教官是我们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你绝对不想惹上的专注的教官。我们从本地特征中学习如何确定我们的位置，如何解释等高线和确定地图坐标。但是上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空袭警报声打断了上课。我们不允许在里面待着，所以我们在树下完成了课程。这里也可以学到知识：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太阳确定身处何方。这么多信息，这么少的时间。每一天都是向前线冲锋更进一步。午饭后，我们拆了一把老式的DShK重机枪。第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在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但他们说这不赖。我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还在使用需要锤子才能拆除的武器。有些受训者上手很快，很快就能把工作做好。越是温柔的人，就越是难以忍受。至少有一个人断了手指。我决心让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晚饭前跑步太热了，吃饱了再跑步也不太好，所以就只剩下早上了。我将在早上6点起床。晚上做引体向上，俯卧撑和平板支撑。直觉告诉我，形成规律能拯救我。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装备：枪托，头盔和装有陶瓷板的携板背心。从好的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很重。不好的一面是，尺寸不太合适。我队里的大多数人，背心都到腰了。看起来不太让人相信是战士。我为他们重新调整了，这样至少背心覆盖了心脏和重要器官。“国际法适用于朝九晚五、有咖啡休息时间的国家，”这位训练官说，他用很别扭的乌克兰语说的。“我们可能会说自己很宽容，但在生活中，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接下来是一段独白，内容是“美国从不为了送钱而送钱”。下课后，有几个男生过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不如在俄罗斯军队里，”其中一人说。晚上10点以后我们不能出去，所以我们在休息区闲聊。桑亚是个聪明、开朗的家伙，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讲出一个故事。他建议我们用弹壳做纪念烈酒杯（shot）。我们都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互相交换。
我想一个人待着，所以我走出沙坑，早早地开始慢跑。乌克兰是如此美丽。我在跑圈时遇到三只黑鸫（一种鸟类），一只野兔和一只喜鹊。跑步后，我在那里洗澡和洗衣服。地堡里有洗衣机，但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我们的地堡也很潮湿、空气不新鲜。太阳晒得无法忍受，我们无处可躲。我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背着背包。训练官大声宣布了当天第一次训练的指令。我们必须排成一列沿着沟渠走，每当有汽车经过，我们就卧倒，不动。然后我们穿过树林，从侧翼包抄假想敌。我喜欢躺在地上。温暖的泥土和野花的气味让我沉醉。这简直就是天堂，我一边嚼着塞在战斗裤里的麦片棒，一边对自己说。当我站起来，试图穿过树叶时，现实来了。树枝打在我的脸上。荆棘刺痛了我的手。我用头盔当击槌（拨开它们）。我的步枪和手枪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定就一直存放在仓库里。我不知道给我的手枪打油的人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枪取出来。我必须清除最深处的裂缝中的油脂，然后必须润滑和抛光武器，直到它们闪闪发光。我所在排的一个金发胖乎乎的家伙（我到现在还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对这种缺乏仪式感的行为感到惊讶。他说：“我本以为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处理它。但是不，他们说，把这该死的东西拿走，和你一起走。”早晨靴子的臭味特别浓。白天，靴子要么穿在人们的脚上，要么在入口处晾干。到了晚上，会被带进来，整个空降排的气味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在掩体周围。我们睡在间隔30厘米的铺位上。我左边的人已经开始无法控制地打鼾了。打呼噜的人似乎达成了协议：如果一个人安静下来，支持小组的人会自动填补沉默。下午，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苏联有多伟大。汽油是多么便宜。人们多么幸福。我受不了这些屁话了。我们仍然需要清理独裁统治留下的烂摊子。我们仍然遭受渗透在国家结构中的腐败。军队，人的大脑。当这里的一些学员唱苏联军歌时，我很生气。在我看来，苏联军队的歌册里充满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蔑视。当我意识到我的大多数实习战友其实也这么想时，我很惊讶。瘦骨嶙峋的上校教我们如何在化学武器袭击中生存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确信他的课程在这场战争中会派上用场。他说，俄罗斯不仅会使用化学武器，还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人们在2月20日说不会有战争。我一直告诉我的妻子，相信我，会有的。”他告诉我们，在附近进行核攻击时，查询生存统计数据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在1.5公里外，我们还是有机会存活下来的。我们穿上了保护装备：绿色大象服。在战斗中，我们必须快速完成，不呼吸，闭上眼睛，以防止毒素进入身体。在酷热的天气里，这一切都不令人愉快。橡胶防毒面具还留着上次使用留下的汗。但最糟糕的是戴上手套。以前学员的汗水，从又黑又厚又湿的橡胶手套上滴下来。我们跳上卡车前往另一个训练场。雨水从防水布顶棚倾泻到我们身上。我们坐得越久，我们头上的水就越多。我们设计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把顶棚拉长，把我们的头盔塞进洞里。新的结构由一把机枪的枪托来固定。今天的任务是学习如何驾驶装甲步兵车辆。我开了好几年车，但这台车把我搞糊涂了。到处都是操纵杆，变速箱系统完全不清楚。这就像在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一家金属工厂的车间里。我努力记住关于手动刹车的说明。如果你忘记关掉它们，发动机就会过热并冒烟。训练员说他更喜欢驾驶这些怪物而不是汽车，“每次我开车的时候，交通状况都让我紧张不安。但如果我在坦克或装甲运兵车里，所有人都会让开。”在从射击场回来的路上，我们数了数从我们身边经过时从车里向我们招手的人的数量。当我们开车经过时，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站在一辆破旧的汽车旁，向我们递出香烟。另一个司机往卡车里扔了几个包。当两个孩子看到我们时，他们向我们敬礼并开始走队列。一位老妇人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我夜里醒来感觉无法呼吸。防空洞里弥漫着一种雾，那是二十多个人呼吸的气息，地下的潮湿，还有袜子、毛巾和T恤洗得不干净的气味。我的头要炸了，有东西在我的眼睛里漂浮。“进球了，我X，”他说。但他的兴奋很快就变成了恐惧。“他们在那里。我……我不知道我他妈的在哪里。”他还没有结婚，这一点必须改变。他决定用下次的薪水买一枚戒指，然后他们两个人在最近的镇上结婚。博丹在我旁边坐下。他把信息划动到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一个身材娇小、面带微笑、脸颊圆润、雪白的女孩。旁边是她验孕棒的照片，还有他女朋友的妈妈给孩子买的袜子。我从挂在走廊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有个穿制服的大胡子正回看我。我们今天学了射击。当我被要求在灌木丛中奔跑、跳跃、制定行动计划、进攻和防守时，我内心的少年会兴奋地尖叫。但当我被告知要对任何东西开火时，我被吓坏了。唯一比射击更吸引我的是投掷手榴弹。事情开始很顺利：教官拿着训练用的手榴弹时爆炸了。这几乎是可控的爆炸，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足以让我失去所有的信心。当轮到我捡起训练手榴弹时，我的身体会分泌大量肾上腺素。我很容易就击中了目标。但当要处理一颗真正的手榴弹时，我赶紧把它扔出去，让它离我越远越好。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感到轻松，而不是尴尬。我母亲寄给我一幅我侄女瓦瓦拉为我画的画，画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大胡子退休老人。头发太多了，至少如果照片里的人是我的话。我的胡子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那种状态。但瓦瓦拉画的天空是对的。这些云的颜色和飞过我上空的云的颜色一样。她写道：“我爱你。光荣属于乌克兰军队。”卡车热得难以忍受。头顶上的防水布围起来一个橡胶和细灰尘的桑拿。汗水顺着我的手臂流下来，从手腕滴到地上。我尽我所能找到一些积极的方式来看待炎热。我们正要去军队医院拍胸部X光片。医生对我的检查比我习惯的更彻底。“我不希望我们的军队里都是斗鸡眼的瘸子，”他说。但他的专业方法在我的训练中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只要你有两只手和两条腿，你就是一个理想的伞兵。我们进出医院很快，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地方，你很容易情绪化。当伤员拄着拐杖经过时，时间就慢下来了。它是安静，诡异的。我看到一个黑直发的脆弱女孩在帮助一个穿着制服的矮个子男人，他的腿被打得几乎动弹不得。他的脸上布满了伤疤，眼神毫无表情。他们似乎在说，一个残疾的人只能专注于从A点到B点。
我们必须踩在离地面三米高的金属缆绳的木板上，克服一个想象中的障碍。上面还有一根绳子可以抓牢。我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有些人的肚子都露在外面了。有些太矮了，很难够到电线。许多人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我感到如鱼得水。我帮助我的伙伴们走上去，当我自己走的时候，我毫不费力地跑过去。“你可以看到谁小时候爬树，”教官说。我们练习跳伞：在一个飞行太危险的国家，以你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我们从卡车上进行战术降落。身高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否清晰地沟通，以及能否占据合适的位置。我们躺在草地上，记住不要靠近卡车的后部，那里可能是直升机的旋翼：我们谁也不想被变成想象中的碎肉。一位战斗军官就如何在战场上防御给出了一些建议。“挖得再深入一点，”他说。“这是让你的人活着的方法。”我们被告知要用我们所有的东西挖：铁锹，刀子，什么都可以。当我们的手累了，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脚。他说：“相信我。这比看着父母的眼睛，看着他们的儿子躺在装尸袋里要容易得多。”我们将接触到一些非常可怕的地雷，这种地雷长期以来一直被国际条约禁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的一个人会不幸地撞上被称为“女巫”的东西，这是一种杀伤地雷，会向上飞，然后在人的高度引爆。没机会活下来了。即使是我们当中幸运的人也要处理引爆线。在训练中，我们在保护自己方面做得很糟糕，前后左右都能被炸到。你们的问题是走路像“普通平民”，教官告诉我们。在我们抽烟的休息时间，弗拉德坐在我们旁边。他过去是个会计。“发动战争的人有没有计算过他们制造了多少残酷?”他问道。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做出入侵乌克兰决定的人并不在乎有多少乌克兰会计、公关人员和医生需要重新训练成空降突击士兵。最危险的弹药是由简易装置制成的，看起来像生锈的玩具，在你脚下打滚。就像场地中间的一块石头，有时有人会觉得有必要把它举起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发现和避免这些垃圾，以及如何教其他人也这样做。作为指挥官，我们需要能够绘制扫雷地图。我喜欢这种类型的任务。这些是重要的文件。这名训练官员说，他确信乌克兰工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很受欢迎。我们被要求制定反攻计划，解放被俄罗斯占领的南部地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军队们一直在那里压制着，看起来很快就会有大事发生。我想亲眼见证这一切。我要把那些混蛋赶出赫尔松。我会用我的牙齿把他们从金伯恩半岛（注，南乌克兰的一个半岛，行政上该半岛隶属于尼古拉耶夫州和赫尔松州）拖出来。我过去常和朋友们在那里过夏天。帐篷，晨泳，篝火上的美味佳肴。美不胜收。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说，俄罗斯人放火烧毁了一切，包括国家公园。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聪明的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而有智慧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我们分析了科威特沙漠风暴行动的教训。我们的训练速度正在加快。上午的课程一结束，我们就被派去挖战壕。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训练官不会这样说话。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他们打过仗，失去过朋友。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我在前线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我加入士兵messenger群。我看到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很冷静的描述，以及相当多明智的建议。我有个朋友以前烤的巧克力布朗尼是基辅最好的，现在他在赫尔松作战。他写道：“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做他妈的英雄。浪漫越少，你越有可能活下来。学会在安全距离内杀人。别忘了你的头盔和防弹衣。离那些白痴和混蛋远点。写一份遗嘱。”一份遗嘱？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把信用卡忘在父母那里了。我的朋友有我公寓的钥匙。我得告诉他们怎么登录我的银行账户，怎么分配里面的钱。另一条信息写道：“你还必须想出如何处理这1500万”。1500万格里夫尼亚，也就是40万美元，是你去世后家人能得到的钱。“你向前跳入壕沟，然后向坦克的瞄准镜“开火”，使其“失明”。当车辆接近时，向它投掷一枚反坦克手榴弹。在真正的战斗中，我们不会向坦克投掷手榴弹。如今，与他们打交道的风险要小得多。标枪导弹可以摧毁两英里外的坦克。俄国坦克司机也不太可能让你躺在他的车辙之间。但重点不是重现战争，而是让我们克服对敌人装备的恐惧。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翻开像样的书了，词汇量减少到大约30个单词，大部分是军事命令。我在看书，但不是你们所谓的文学。我想活下去，我想让我手下的人活下去。所以我在读手头能拿到的任何材料：战斗手册、军事装备的技术文档和战术方面的书籍。就在睡觉前，我在掩体里看了一眼。一轮圆月在军营上空。一只猫头鹰从我身边缓缓飞过，离我大约一米远。它看到了我，但它不想改变方向。这是一个巨大而美丽的东西。整个掩体里的人都鼻塞了。我们都感染了病毒，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很虚弱，只想睡觉，但要从课堂上解脱出来，需要向值班员登记，并向医务人员报告。医护人员在这里只执行两种诊断程序：他们要么检查你的体温，要么确认你的四肢是否完好无损。我厌倦了周围的幼稚：到处抱怨，缺乏学习。我能感觉到我的侵略性在沸腾。我想做一个好人，所以我深吸一口气。我告诉自己，这对有些人来说很困难。有些人还在处理他们自己的事。他们的大脑在歇斯底里地尖叫：“我他妈的在哪里?我会怎么样？我是死是活？”部分问题在于培训本身。以及对比。超过一半的教官擅长他们的工作。他们用心。我愿意在和平时期花钱让他们教我。但也有一些陈腐的、一无是处的、苏联思维的军官，他们对军事大场面有着荒谬的热爱。当然，他们都没有刻意为斯大林辩护。他们都说乌克兰语，他们讨厌俄罗斯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是“苏联人”：思想封闭、缺乏安全感、反人类。当我们坐在外面时，我闻到了强烈的艾草气味：放松、梦幻般地谈论着美国火箭摧毁了俄罗斯在赫尔松的补给线。要是整个战争都能这样就好了。和好人躺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如果导弹上有我的名字，我希望我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假装成战俘。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双手被绑在背后，嘴巴和双手被胶带封住。当人质给人一种不同的时间感，当你蒙着眼睛时，你很难辨别方向。我和我的队员分开了，我被扔在地板上。他们打我的肝脏，但没那么重。我遭受水刑，他们假装砍掉我的小手指。“恭喜你，”教官在练习结束时说。我很难理解这一切的意义。我今晚在电话里说了些蠢话。我太直言不讳了。太开放了。太焦虑。我毁了一切吗？也许吧。
一些训练官取消了我们的战术医学课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组织得最好的课程之一。这是关于在压力下思考，最小化损失，减少受伤的次数的课程。每次实战活动前我们都要冲刺。这是模拟心跳和压力增加的情况。教官说：“受伤的身体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应该对此感到习惯。”我检查了面前模型的检查表格。我修我能看见的东西。我在瘀伤上方系上了训练止血带。希望我永远不用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它。今天他们在食堂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最后的晚餐”。粗茶淡饭。考虑到他们提供的服务，这可能是件好事。在桌子上等着我们的是一盘没有灵魂、煮过头的米饭。在这里，食物只是食物。用来应对热量消耗。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可以强迫自己吃了它。他们有时会在午餐时间给你苹果，幸运的话还能吃半个香蕉。一位严肃、矮小、晒得黝黑的海军上校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突破水上障碍。作为事后反思，他提供了应对俄罗斯突击部队的建议。他说，他们的方法已经相当清楚了。首先，他们派出代理部队，通常是从顿巴斯被占领的领土上征召的。这些可怜的家伙是炮灰。普通部队在他们后面匍匐，希望不被注意到，试图在你忙着对付第一波敌人时靠近。我们被告知每个班(7人)将被至少一个排(21人以上)攻击。俄国人的信条是在任何进攻中都需要3:1的比例。我们被警告，通常会有更多的人。上校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健康和营养。但他警告我们，无花果和坚果会导致脚冷。他说：“你不知道吗？它们会让你的下面竖起来，然后把毯子拉起来，让你的脚冻住。”博丹今天结婚了。他给吸烟区的所有人看了婚礼上的录像。有一段新娘用自拍杆拍摄的视频，还有一段博丹打开一瓶香槟的视频。他买了一件新的像素迷彩服。他看起来很开心，祝福他。在兴奋中，他丢失了一个装满步枪弹药的弹夹。我们保证以后会帮他找。首先，我们的任务是解放一个被雷区包围的虚构村庄。我的小队小心翼翼地穿过雷区，让敌人在炮火下忙个不停，而其他两个小队则在侧翼站岗。我用手势交流。有人警告过我们，我们的无线电在真正的战斗中是行不通的，俄国人很容易就能干扰它们。当我们就位后，我们意识到第三队有问题。一群牛在它们应该出发的地方吃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农民都很友好。他们说：“光荣属于乌克兰。”他们拿我们失败的行动开玩笑，但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返回基地。沃瓦建议我们晚上穿着靴子。他说：“无论如何，明天我们都需要穿上它们。”学院院长早上会来。我们称他为将军，尽管他实际上并不是将军。他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听说过他，但从未见过他。我告诉自己，我不想参加马戏团。我试图溜走，坐在草地上，想着自己的事。但是将军看到了我，叫我过去。他问我对训练的看法。都学会了吗？或多或少，我说。我一口气说出了我所知道的关于突击检查清单、火力掩护、通信规则和战斗后防御阵地的知识。他说我的军旅生涯前途无量，我将升任营长。去他的，我是这么说的。要学习和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把操作层面留给专业人士。跑完10公里后，我打电话回家。他们很难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周内我就能上前线了。甚至可能是几天内。但我相信我在做的事。这不是一场仅靠军事专业人士就能打赢的战争。我的想法很简单：今年3月，俄罗斯坦克一度距离我父母的家不到60公里。这是我们作为学员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周一，我们将成为真正的士兵。只要本号不倒，就接着征稿